好利来蛋糕，如同梦一场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半佛仙人 Author 多鱼 半佛
1967年，四川雅安的一户人家添了一口新丁。
新生儿是个稍显瘦弱的男孩，父亲姓罗，母亲姓朱，于是给这个孩子起名为罗红。
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再加上偏瘦弱，自小就受到了全家人的关爱，想要什么，家人就会尽力给他什么，孩童的世界很简单，只要给他想要的，他就会满足。
但，人生总有得不到的东西。
中学时期，罗红在学校见到了海鸥相机，那是他从没玩过的物件，他很想要，求着父母买一个给他。
一向宠爱他的父亲第一次拒绝了他。
不是因为不够爱，而是因为不够钱。
海鸥相机太贵了，在那个工薪阶层人均收入不过二三十的年代，几百块的海鸥相机太奢侈了。
任凭罗红再怎么哀求，他的父亲始终没松口。
钱是枷锁，也是打开枷锁的钥匙。
正如《汤姆·索亚历险记》讲的那样，想使一个大人或小孩极想干某样事情，只需要设法把那件事情弄到不易到手就好了。
自此，相机成了罗红的执念。
而他也意识到，没有钱，就难言自由。
1984年，四川雅安，罗红高考失利，他是故意考砸的。
他父亲曾经答应罗红，只要他的学习成绩有进步，就给他抱回一台相机。
罗红做到了，但父亲失约了。
他明白了一个道理：
任何人答应你的事都不算数，只有你自己能做主的事才算数。
罗红放弃了从家里那里获得相机的幻想，他意识到想要相机这个梦只能靠自己了，最后他选择通过考砸摆脱家人的束缚，他以为这样就算成长了。
才怪。
父亲自认为很了解罗红，打心底里不相信从小被溺爱、被保护的罗红拥有独立在外闯荡的能力，于是他集全家之力去给罗红铺路。
父母看似给了罗红很宽松的选择，罗红愿意读书，家里可以支持他继续复读，罗红不想，家里也找好了关系、托好了人给罗红安排了营生，去哪都行。
除了摄影。
罗红本想着考试后父亲就会放他自由，但到头来发现，他还是摆脱不了父母的掌控。
这一次的他不再幼稚，独立做出了他人生第一个决定：
离家出走。
罗红支棱了起来，他独自一人跑到了成都，过自己的生活了。
这把罗红爸爸气得不轻，愤怒地就要宣称跟罗红断绝父子关系。
断就断，此时看到外面世界的罗红已经顾不上老爸的愤怒了，他孜身一人来到成都，准备去摄影店开始拜师学艺。
然后就被社会忽悠惨了。
那个时候，罗红刚离家出走，手里没有几个钱，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给自己找个管吃住的地方，再加上对相机的执念，他就奔着大街上的摄影店挨个投靠。
摄影店最后还是收留了罗红。
倒不说摄影店有多好心，而是罗红的态度起到了作用。
可以几乎不要钱。
想学技术，就当学徒拜师学艺，少要工钱，熬上三年，然后才能登堂入室。
抱着这个来自封建社会的理念，罗红要的工钱，低到摄影店老板都不能理解，于是他收下了罗红。
只是摄影老板不知道的是：
罗红这么说，是有自己小心思的，因为比起谈未来的工钱，罗红现在更需要一个吃饭住宿的地方。
放过去，这样的学徒，得靠时不时让大师傅爽一下（《白鹿原写的》）才能让大师傅教他那么一两手，现在这个时代不用这么极端。
但什么也没学到。
倒不是不教，而是上世纪90年代的摄影店，业务范围很有限。
日常就是接点证件照、全家福、婚纱照这样的业务，最多涉及到一些修图、灯光、布景的伙计，罗红做的活，多是搬东西的体力活，跟摄影艺术扯不上半毛钱关系。
但他能接触到相机了。
像老鼠进了米缸，罗红借着学徒职务的便利，将摄像馆的相机使了个遍，报复性地将小时候的执念满足了个遍。
摄影店的经历在罗红身上留下了大量的印记，小时候的执念让他充满了拍摄的动力，在想拍什么就拍什么的宽松环境下，罗红在摄影馆那块小天地里，度过了人生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艺术家可能还会因为创作的压力而痛不欲生，但正是因为罗红做的跟艺术完全不沾边，所以他没有这个压力。
他快乐的根源，是无知。
但快乐的时光，终究只是暂时的。
任何超脱飞扬的思想都会砰然坠地，因为现实的引力太沉重了。——刘慈欣
艺术好。
但艺术不能当饭吃。
随着年龄的增长，罗红的体内荷尔蒙分泌逐渐压制了他对艺术的喜爱。
但结婚，是看条件的。
那个时候的罗红，穷小子一个，家里跟他闹掰，也没什么学历，工作也只是拿不出手的学徒，顶着文艺青年的title，罗红谈个恋爱不难，但结婚不容易。
当时罗红家人曾经背着给罗红相过对象，但女方一看罗红只是个学徒，没什么前途，最后都不了了之了。
荷尔蒙是人类的第一驱动力。
出于解决婚姻问题的考虑，也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罗红把攒了多年的工钱拿了出来，又问亲戚朋友借了点钱，开了家彩扩店。
开彩扩店的考量很简单，他在摄影馆干过学徒，学的是这个，另外他没多少本钱，刚好能够到彩扩店的门槛，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发自内心觉得彩扩生意是赚钱的。
因为他亲眼见过摄影馆老板是怎么发的，他认为自己能复刻老板的成功。
但社会很快又给罗红上了新的一课。
很多事情能成得在特定的时间做才行。
靠彩扩发财的年代过去了，市场饱和了。
罗红去摄影店当学徒的时候，是1984年，那个时候，摄影彩扩市场是空白的，是绝对的蓝海，是人是狗都能赚钱。
但等罗红出来开店的时候，成都已经分布着大大小小上百家彩扩店了，彩扩摄影市场已经卷成了麻花。
在错误的时间错误估计了形势，进入了一个错误的行业，最后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
错错或许得正。
但错错错错错，神仙也救不了。
强撑了几年，彩扩市场也越来越卷，罗红最后不仅没有在彩扩店上赚到钱，还倒欠了一屁股外债，不管他愿不愿意承认，他没法靠摄影这事儿挣钱。
但罗红不愿意接受这个失败。
他像个赌急眼的赌徒，继续朝着还愿意借他钱的亲戚朋友去寻求帮助，填补彩扩店这个无底洞。
父亲的死将罗红拉回了现实。
1990年，罗红父亲去世，听到消息的罗红急忙回到家，但最后却没有来得及看父亲最后一眼。
那个时候的罗红，也已经不再稚嫩了。
他年轻的时候，认为父亲束缚了他的想法，并为了摄影跟父亲大闹一场，甚至一度走到了断绝父子关系的境地，但这些矛盾，随着父亲的离世，一并都消散了。
随着在社会的摸爬滚打，罗红逐渐懂得了父亲的用意，在父亲坟前，他满脑都是小时候父亲的爱护以及对自己不懂事的懊恼。
他为了摄影摆脱父亲独立离家，但最后一事无成，没有让父母过上好日子不说，反而让年迈的老爹临死前还在忧心自己的未来。
他最终还是醒悟了。
他决定放弃不切实际的摄影梦，回归生活。
钱，钱，钱。
没有人会真的接受自己的失败。
1991年，回到雅安的罗红为了弥补对父母的愧疚，决定为母亲做点什么，让母亲开心地把生日给过了。
在那个电视机还没有普及开的年代，普通人最直接获取幸福的途径就是吃。
大油大盐大肉大糖，要的就是在味蕾上蹦迪。
但就是这点快乐，罗红也给不了母亲。
雅安还保留着比较传统的蛋糕做法。
蛋糕是初加工的，外围用黄颜色的奶油裱花裹上一层，最后用奶油喷嘴挤出几朵花，最多做多再撒上一点糖果，就算是完工了。
最后，罗红翻了整个雅安城，也没能买到一个他认知中杂志上那样西式甜点，他再一次失败了，没给母亲搞到好的蛋糕。
在罗红寻找西式糕点的过程中，他体内的商业嗅觉战胜了艺术执着，他终于想明白了：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当时的罗红，瞅准了雅安地区西式糕点的空白，决意自己下场填报这个空白，于是他在雅安开了自己的第一家蛋糕店，这家店叫喜利来。
这是他第二次创业。
罗红比任何人都清楚，他这次输不起了。
再输，底裤都没了。
新店开业，需要搞营销。
营销的方向有两种，第一种打法很正，全渠道铺开，一板一眼走，但所谓堂堂正正的打法，本质上就是用钱砸渠道，只有本身就足够有钱的企业才砸得起，而在新企业没有砸钱能力的时候，他们只能选第二条路。
剑走偏锋。
罗红试过很多推广的办法，发传单，喊喇叭，最后都被他自己给否定了，倒不是他放不下艺术家的架子，而是他觉得这些模式，太旧了，旧到没效果了，他虽然没有学过详细的传播学课程，但他就是觉得，开业，必须得整点显眼的东西。
那时候的成都，刚刚流行起灯会，自诩为艺术家的罗红，听过这个东西，西饼店开业，办灯展肯定是不现实的，那能不能退一步，放点灯啥的。
想法很美好，现实很残酷。
放灯这个事，晚上确实会有效果，但蛋糕店开业，不能放到晚上，这个想法一开始似乎就走进了死胡同里，但罗红不这样想，他觉得灯展这个思路还是有值得借鉴地方的，放飞这个模式是没问题的，于是他想到了用氢气球作为代替品。
但这个想法落实起来不容易，氢气球在当时还是个稀罕玩意，量小了没事，量大了起来价格肯定不便宜，想大规模放氢气球，靠买肯定不行，只能自己做。
于是罗红再次跑到成都，学起了做氢气。
现在回过头来看，制氢气球不是一个好主意。
因为风险太大了，即使是在现在，由于氢气易燃易爆的特性，不合规的制氢依旧是一件危险的事，稍微不慎，就有可能出现各种意外，甚至在放飞过程中，如果操作不慎或出了点状况，就可能引发爆炸。
但罗红还是做了。
安全，需要成本。
在资源极端匮乏、局势极端不利的情况下，想要翻盘，本来就只能剑走偏锋，兵用奇谋。
即使这些方式，可能会有副作用，还可能会让人跌入深渊。
但罗红没得选，他只能赌。
当带有“喜利来”字样的氢气球充斥着雅安天上的时候，罗红的西式蛋糕店起势了，西式糕点加上高热度传播，罗红的运气来了。
不到三个月，罗红还清了外债，生活步入了正轨。
才怪。
他生活变得更危险了。
事业初成后迎接给罗红的，不仅是鲜花和掌声，还有各种各样的杂音，周围人都希望用自己的诉求去干扰罗红的想法，有想让罗红安于现状的长辈，也有心怀鬼胎想引导罗红误入歧途的朋友。
这些夹杂了善意、疑惑的想法，无时无刻不再影响着罗红。
最终把罗红忽悠走的人，是他哥。
在喜利来事业刚刚稳定的时候，罗红的哥哥回家探亲了，看到弟弟开的蛋糕店，他由衷替弟弟高兴的同时也给了罗红一个新的建议：
喜利来留在雅安太亏了，建议罗红去兰州发展。
这是个诱惑又危险的建议。
相比雅安这个小地方，兰州，巨大的人口规模，商业发展空间更大。
但同时风险也高，当时网络还不发达，人们接受信息的渠道还停留在报纸和电视，各个地区的商业信息极度匮乏，不少地方还充斥着排外情绪，异地创业，没有退路。
罗红哥哥有一套自己的说法。
他大学在兰州上的，熟悉兰州那边的情况，兰州那边西式蛋糕的市场也是空白的，去兰州，一定能打开局面。
至今仍没有人知道罗红哥哥到底是怎么给罗红灌下那碗迷魂汤，但这次谈话后，罗红便开始变卖房产以及转让经营一片向好的喜利来了。
罗红放弃了所有，只为去博一个虚无缥缈的机会。
做好了，他赢家通吃，做不好，他满盘皆输。
他明明手上还有筹码，却做了亡命之徒被逼到悬崖才会尝试的赌法。
照罗红自己的回忆，
家人送行的那一天，不像是送别，倒像是哭丧。
牌桌上，不仅有输赢，还有意外。
1992年，罗红到了兰州，盘下了一间200多平米的店面，照着欧美流行的西式蛋糕店进行了装修，准备大展身手了。
但意外不会缺席。
开业前夜，罗红在蛋糕店试做完蛋糕，自觉一切准备妥当，就离开了店铺，但命运给他开了一个玩笑，他没关搅拌机，机器轰轰响了一晚上，第二天回来看的时候，店铺直接垮了一面承重墙。
罗红的第一反应是隐瞒。
只要别人不知道，这件事就能当做没发生过，生意就可以继续做，意外也就不再是意外。
可没成行。
事情闹得太大了，街坊邻居传开了，罗红思索再三，自觉隐瞒成功的可能性太低，便硬着头皮主动跟房东坦白了一切。
房东并没有追究罗红的责任，而是理智的跟罗红探讨解决方案，还找到了最熟悉门面房结构的施工队，加紧帮罗红修复了房屋。
是好心，但也有自己的考量：
因为搅拌机搞掉承重墙这个说法，本身就站不住脚。
小型搅拌机，正常开一晚上是不会出问题的，就算砸到墙上，也撼动不了承重墙，而那种能砸到承重墙的大型搅拌机，都是几吨重的，寻常人连推都很难动，小型搅拌机搞掉承重墙这个事，大概率是墙本身就有点问题。
所以他选择顺水推舟做个好人，跟罗红行了个方便，还有人出钱重新修墙，挺好的。
很多商业故事总爱添加一些机械降神的情结来为商业上的成功渲染一份“天命在我”的神秘感，但当抽丝剥茧、细化思考整个事件逻辑后，你会发现里面没有运气，有的只是权衡过的利益。
最后房东还给了一个截至目前最好的建议：
还没开业房子就塌了，不吉利了，最好换个新名字冲喜。
于是“喜利来”正式改名为“好利来”。
这次罗红换了个路数，他并没有采用雅安喜利来拉升氢气球做噱头的玩法，而是做新的经营模式。
当时兰州传统的蛋糕店基本还是老一代蛋糕店的玩法，把做好的蛋糕在外面展示，供客人挑选，只是在造型上下下功夫，而罗红则仿照了欧美西式蛋糕店的经营模式，用玻璃隔开店面，用前店后厂将蛋糕制作的流程展示给了大众。
罗红在这里还玩了一个小小的心机。
蛋糕制造的流程中，装饰环节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重量准备工作是在蛋糕胚子的制造，但为了能吸引到顾客，罗红给顾客展示的部分都是那些最吸引人的裱花流程。
跟海底捞拽面是一个道理。
多跳的舞，不是为了让面多劲道，而是为了让顾客看的开心。
这一套很俗，但真的好用。
特别是对兰州这些没有见过西式糕点的民众来讲，更是如此。
在好利来开业的第一天，新奇的装修就吸引来了无数闻讯赶来的兰州市民，在大众眼里，好利来做的不是蛋糕，是艺术，而且随着口口相传，越来越多的兰州市民集聚到了好利来，好利来的第一炮，打的很成功。
也是在这个时候，罗红玩出了一波骚操作。
在罗红好利来大获成功之后，为了做营销，找到了兰州电视台的工作人员，要求兰州电视台帮好利来打广告，只是把结款周期往后调了调。
但在好利来成功登录兰州当地春晚过后，好利来的宣传口径却变成了兰州电视台主动找到了好利来要求赊账打广告。
从主动到被动，好利来把自己的形象从“舔狗”变成了“被舔的对象”。
于是兰州市民的兴趣一下子就被吊起来了。
好利来起了势，后续更是一鼓作气，又开了五家分店，稳稳彻底占住了兰州的当地市场。
在这个时候，罗红做出了新的调整。
店铺多了，他的精力不够用了，他需要更多的人来帮他管理好利来。
罗红第一时间想到了自己的哥哥们和发小，毕竟要在背井离乡的兰州发展，他认为没有什么是比血缘和乡亲更能靠得住了。
但此时的罗红没想过一件事：
比血缘和乡情更高一层的关系，叫利益。
1994年，好利来进军东北市场。
在东北，好利来发展的并不容易。
仿照兰州好利来的成功模式，好利来吉林店一开业就重现了好利来兰州店的辉煌，门庭若市，大获成功。
但吉林店的成功，也引来了大量跟风者的觊觎。
在好利来一战成名后，东北区域的蛋糕市场一起就乱了起来，大量模仿好利来模式的蛋糕店纷纷开业，抢占市场，给好利来增加了很多麻烦。
在好利来准备进入沈阳的时候，竞争对手已经开始在沈阳装修了。
在那个时代，斗快成了一种非常标准的商业策略，谁先投入市场，谁先在用户心中建立起认知，谁就能竖起壁垒，制定规则，抢到竞争上的主导权。
赢者通吃，第二名就是最大的输家。
商业本质是一场竞速游戏，想赢下这场游戏，一个是让自己加速，一个是让竞争对手减速。
想加速，就得狠。
在竞争对手没有出现前，好利来在沈阳考察了一年都没有搞好选址问题，纠结纠结再纠结，谨慎谨慎再谨慎。
但在竞争对手出现后，好利来一天就搞定了选址。
位置，不挑了，价格，不搞了，谁动作快，就要谁的东西。
在装修上，加价能买到的，赶紧去买，加价买不到，就从其它店里调，设备不齐，由其它地方店铺的人连夜开车给送来，最后再掏高价请施工昼夜不停的干。
真是缺人手，那就自己上手干了。
甚至就连周围商家，好利来也主动联系，提前上门做了答谢，为的就是让他们能抬一手。
不求帮忙，但别捣乱。
为了速度，好利来愿意花钱解决一切不稳定因素。
但想跑赢竞争对手，除了自己快，还得让对方慢下来。
怎么慢？
给他们找麻烦。
例如，投诉装修扰民。
好利来赢了，赢的惊险。
但此时的罗红意识到了一个新的问题。
这不是赢，而是输。
不不不，不是道德问题，商业是没有道德的。
而是，效率问题。
未来的竞争会在每一个城市发生，或许能靠着拼劲在一两个局部战场上抢抢占先机，但不可能在每个地方都靠这个方式拼过模仿者。
既没有这个人力，也没这个资金。
思索再三，罗红决定采用打不过就加入的模式。
不过不是他加入别人，而是要让别人来加入好利来。
罗红转变了思路，将好利来向品牌专卖与连锁经营转变，创办了沈阳市好利来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并不断在全国各城市开设分支机构和连锁店。
但也是在这一年，好利来内部迸发出了矛盾：
好利来做的越来越大了，但内部的利益始终没分清楚。
这是家族企业的惯性，利益和亲情一旦掺杂在一起，再怎么搅，也分不出来了。
看着越来越大的好利来，元老们动起了小心思。
他们并不想在好利来里制造混乱，毕竟此时的好利来，如日中天，还处在逐渐扩张的道路上，他们只是想知道自己到底能在好利来这块蛋糕里分走多少。
罗红选择继续拖。
此时的罗红，还没有快速适应好利来从家庭作坊到公司制的转变，不管是出于感情，还是出于公司前途考虑，他都不想过早的把好利来给分出去。
他甚至还保留了一丝天真。
这元老，不是我们合作伙伴那么简单，他们是从小看自己长大的哥哥，是有感情的家人。
是，兄弟确实不能用简单的利益衡量。
但加了钱，就不一定了。
事情闹得越来越大了。
如果利益分割只是罗红和哥哥对话可能还好些，但随着好利来的扩大，越来越多的亲戚朋友通过各种各种渠道投靠了好利来这，罗红的处理难度，更大。
说情者，不是外人，是从小看自己长大的长辈，有恩，有情，不可能说自己有钱了就怠慢。
自己是公司老板不错，但哥哥就是哥哥，家里有些事，论的并不是单纯的钱。
而且就连罗红自己，也不认为亲人的诉求是有问题的。
亲人背井离乡来投靠罗红，是给罗红帮忙，更是为了过好日子，现在好利来发展的不错，大家想过好日子，想着罗红吃肉，自己跟着喝点汤，这无可厚非。
毕竟罗红的初衷也是想让亲人日子过好一点。
他没想过不给亲人分钱，只是他没有站在亲人的立场去考虑问题。
好利来壮大，罗红肯定能拿走最大的蛋糕，这个没人会抢，但其余的蛋糕怎么分，大家也想让罗红给个说法。
最后罗红还是提出了一个折中的策略。
大伙想要钱，他就给，每人月薪10万元，保障够花，如果有亲人急需要用钱，随时在公司提取就好，除此之外，好利来赚到的钱将会被用来继续壮大好利来。
但大家也都清楚，当“用钱随时提取”被反复强调的时候，用钱，就不可能随时提取了。
虽然联合创始人们并不满意这个决定，但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个方案。
罗红认为告诉发展能解决这些问题。
好利来市场还在增长，只要能赚到钱，就没有什么问题。
但他不知道的是，亲兄弟，怕的就是没明算账。
创始人同意这个方案，看上去是对好利来发展达成了共识，但实际是他们通过掰手腕发现他们根本没有跟罗红议价的能力。
这个时候的好利来，缺了谁都能干。
罗红想让谁走，谁就得走，大家所谓的共识，不过是碍于罗红的权威而形成的一个体面说法。
元老们暂时性的妥协，只不过是在为下次撕咬聚集力量。
利益是一切关系的基础，如果利益问题处理不好，关系是不可能长久的。
1999年，当地流传起了“99年不详”的传闻，说是整个这一年，不适合过寿。
好利来的业绩一落千丈。
钱是最大问题，增长的时候，矛盾会被掩盖过去，但一旦赚不到钱，所有问题都要爆发。
好利来迎来了自己出生以来最大的危机。
联合创始人们坐不住了。
他们不知道好利来的未来会是什么样，也不清楚好利来这艘大船会不会沉，在好利来惨淡的压力下，他们都想提前抽身，落袋为安。
没有利益，就没有体面，这次好利来，闹得更难看。
七姑子八大姨们搅在一起，每天来找罗红的人，不是劝他要多想想后路，就是旁敲侧击看看罗红的打算，顺带打点感情牌看看能不能从好利来这块蛋糕上多分一点。
最麻烦的点还在于，随着好利来业绩的下降，罗红权威，在下降了。
金钱只对金钱的来源负责，没了利益，自然也就没了权威。
亲人敬罗红，不是敬晚辈，不是敬能力，就是单纯的敬钱。
不管罗红此时是什么心情，他都拿这些元老们没有什么办法。
好利来蒸蒸日上的时候，罗红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但当时，好利来这艘大船已经变得不那么可靠了。
如果船上的人心齐，这个难关可能还有机会顺利度过，如果现在船上的人都还是各自心怀鬼胎，那么就不好说了。
他是可以让一两个元老卷铺盖滚蛋，但他不能保证这一两个卷铺盖滚蛋的元老会不会带走更多的人。
业绩不行，他心里也没底气。
罗红最终选择了妥协。
不是为了保护创始人的利益，他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
于是罗红在好利来实行了“联合创业者内部加盟制”，将全国门店划分为6个大区，罗红自己管理一个地区，剩下的五个地区(华东、华中、中原、西北、南方)分别交给其他五位联合创始人独立经营。
这是好利来第一次“分家”。
罗红也给自己留了后手。
在协议中，罗红将“好利来”品牌名称所有权牢牢拿到了自己手里，并规定其它联合创始人只有10年的品牌使用权，到期由罗红决定能否“续约”，联合创始人可以在各自负责的区域内独立投资开店、自主经营，但每年都需要向公司总部支付一定的品牌管理费。
至此，好利来联合创始人拿到了自己想要的利益，跟好利来绑定的更近了，他们又愿意陪着好利来赌命了。
现在回过头来看，好利来的这种内部加盟制度的弊端很多。
利益给出去容易，但回收起来却很难，既得利益者会用尽一切办法来捍卫自己的利益。
就像是很多快递公司现在还在为早年的加盟制还债一样。
但很难讲罗红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站到上帝视角看，我们知道好利来的业绩波动只是突发事件影响下的暂时性调整。
但站在罗红当时的立场上讲，他不知道好利来惨淡的业绩还会持续多久，他没得选。
妥协，明天或许更坏。
不妥协，今天都不过去。
权力不是商业的最高智慧，生存才是。
好利来的困境并没有持续多久。
99年的行业危机只是因为不详传闻而导致的偶然性事件，进入千禧年后，好利来满血复活了，蛋糕帝国得以延续。
但包括罗红在内的所有人都清楚一件事：
实行了内部加盟制后的好利来，和最开始的好利来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在太多利益参杂其中的时候，好利来已经成了一个大的利益争斗场。
大家貌合神离，只谈利益。
2003年是好利来最辉煌的年代。
罗红将总部从沈阳迁至北京后，逐渐稳定的好利来业绩让他放心了下来，他并没有在联合创始人中进行选择，而是从外部公司挑选了一名职业经理人来接自己的班，最后当起了甩手掌柜。
那是好利来集中扩张最厉害的一年。
2004年，在新掌门人的带领下，好利来迅速扩张了150多家门店，但在快速扩张的过程中，人员素质、培养模式、产品控制都出了问题。
面对底下如雪花一般的负面反馈，罗红并没有把它当回事。
他认为这是规模化的必然，暂时性调整。
而且此时的他，也没时间再去管这些小事了，财务自由之后，他又开始了自己的摄影之旅，此时他的眼中，好利来事业的最大作用，就是在为了自己的摄影事业提供资金。
甚至在财务总监专程找到罗红报告好利来资金存在问题的时候，罗红也只是关心自己摄影的经费够不够。
在罗红看来，既然钱还够摄影，那就没必要急。
最后罗红还是回心转意了。
因为他发现再不管管好利来，自己可能就没有经费搞摄像了。
于是为了摄影，罗红再一次拾起了自己的蛋糕事业。
2009年，是好利来发展的一个关键时点。
这一年，好利来砍掉了300多家门店，积极瘦身的同时还传出来了罗红即将重新出山，重新定位好利来发展未来并成为好利来的掌舵手的通稿。
只是没有人清楚，好利来的大动作是罗红的主导，还是好利来内部几个元老博弈后的协商结果。
这个时间点，太敏感了。
1999年，罗红被迫同意了好利来元老们的联合创业者内部加盟制，并规定其它联合创始人只有10年品牌使用权，到期由罗红决定能否“续约”。
而2009年，正是这个协议第一个十年续签期满的时候。
续不续签，看的是利益。
元老们看的是好利来这个品牌名，罗红看的是元老们上交的品牌费，大家都心怀鬼胎，唯一能达成的共识实际只有一个：
好利来要继续发展。
2009年11月，北京黑天鹅（这个名字，在经济学上其实很有意思）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了，罗红专门为自己和黑天鹅蛋糕打造了一个故事，并希望借着黑天鹅蛋糕成立的契机促成好利来向高端转型的路线。
我们不清楚罗红的思路，是真的想把黑天鹅蛋糕做成艺术，还是想单纯想借黑天鹅蛋糕给下面元老们交个差，但唯一清楚的点是，黑天鹅蛋糕，连只赚吆喝不赚钱都没做到。
它是赔钱的。
为了给黑天鹅蛋糕打名气，从2010开始，罗红花了6年时间，耗资5亿打造了罗红摄影艺术馆，其中有一个专门的展厅，就是黑天鹅艺术展览厅，因为这个场馆，罗红爱好摄影的人设被彻底传开，甚至还多了好摄之徒的称号。
但好利来元老们并不会这么想。
在他们眼里，只要赚不到钱，罗红摄影艺术馆，不过是罗红借着工作名义满足自己癖好的一个工具罢了。
结果导向是商业竞争唯一的真理，赚不到钱，说什么都不好使。
但好利来并没有因此沉寂下去。
虽然好利来事业停滞不前了，但毕竟好利来底子还在，在黑天鹅蛋糕失利后，罗红退居了二线，把两个儿子引进了公司，专门开始新品研发了。
历史是一个轮回，像是致敬罗红当年靠着模仿西式糕点起家一般，在2014年好利来引进半熟芝士蛋糕后，好利来的业绩得到了质的提升，和以往传统蛋糕不同，半熟芝士蛋糕在制作蛋黄糊时，筛入的粉类更少，蛋糕的口感更加润、更轻。
按照官方的说法，半熟芝士蛋糕是罗红的两个儿子找到日本著名甜品匠人中山满男引进的，还额外套了一个三顾茅庐的故事。
甜品仙人的故事，已经烂大街了。
但再讨论是真的虎父无犬子还是罗红为孩子更好接班而做的功劳转嫁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在半熟芝士蛋糕的成功后，好利来帝国的利益格局又变了。
变的元老们也不想陪罗红继续玩下去了。
或者说，是利益的分歧让好利来玩不下去了。
半熟芝士
图片来源：好利来天猫旗舰店
半熟芝士是一把双刃剑。
虽然半熟芝士是火爆的单品，但问题在于，比起半熟芝士这种引流产品，蛋糕行业最赚钱的利润点，是蛋糕，不是甜品。
半熟芝士给到的红利，大部分由罗红直接控制的一线城市门店吃到了，而由元老们把控的三四线城市门店，吃到的没有那么多。
一线城市流量竞争大，好利来需要用爆款来引流增量，但三四线城市的蛋糕行业，已经基本稳定，对爆款的需求已经没那么大了。
好利来再次因为利益闹起来了。
2017年，好利来在北京探索新的品牌经营标准，从店面装修到选址条件都更高了，而且罗红还要求全国好利来连锁店都要执行这个标准。
这一决定，遭到了其它联合创始人的共同反对。
因为这严重影响到了其它联合创始人的利益。
新标准意味着成本迅速上升，一线城市或许可以适用，但对很多三四线店来说，这个标准是执行不下去的，如果好利来联合创始人都按照这个标准执行，下面店铺的利润都会被打没了。
这个时候，好利来创始人们实际已经没得选了。
在利益受损的情况下，即使他们想妥协，那些跟着他们赚钱的人也不会统一。
此时好利来唯一的破局办法，就只剩下等罗红妥协。
但这一回，罗红不会妥协。
1999年，好利来大厦将倾，罗红为了让兄弟们和他赌命，只能选择妥协。
2017年，大势已成，罗红不再需要委曲求全。
最重要的一点是，
罗红本人和联合创始人们，是兄弟，是发小，有感情基础，一切都可以坐下来谈。
但罗红儿子和联合创始人们，是叔侄，有血缘不假，但没了朝夕相处的经历，自然就不会有相应的感情。
罗红掌权的时候，可以容忍兄弟。
但如果把权力给了孩子，孩子会不会对叔叔下手，叔叔会不会对孩子下手，都不一定了。
一代人的纷争，最好在这一代解决。
最后罗红和联合创始人们谈崩了。
2018年的时候，好利来创始人最后协商出了一个结果：
一，缩小店面，根据各市场的实际经营情况来走，好利来总部不做要求。
二，与此同时，罗红解除已经实行了19年的联合创业者内部加盟制。
2019年，好利来近50%的店成为了独立品牌，诸多店铺纷纷改名为“好芙利”、“蒲公英Pokoni”、“甜星”、“心岸”、“麦兹方”等，大家各执一方。
好利来瘦了。
围绕着好利来利益的争斗，终于落下了帷幕。
大家再无纠葛。
情感与利益，一起散了。
罗红又可以去玩摄影了，这次，没人打扰。
他的一生，好像什么都得到了，又好像总是差了那么一口气。
年少离家，挣脱父亲的束缚，为的是挣一口气给父亲看看，但他的成功，没有能被父亲看到，甚至留有了毕生的遗憾。
醉心摄影，但他的摄影经历，没有给过他任何物质生活上的帮助，哪怕他以摄影家自居，大众也只认他蛋糕大王的名头，并且客观上没蛋糕也没条件放肆玩摄影。
热爱家庭，在他创业的那年，他本意是想带着哥哥们一起发财，但无奈最后因为利益纠纷落得了个分道扬镳。
自诩为艺术家，但他一生做的最成功的几件事，都与艺术没有直接联系，反而有几分草莽商人的作派。
他想得到的，好像都得到了。
但总是和最初想的有些偏差。
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得到和失去的过程，你站在命运之河里，不知道该往哪里去。
又何必知道。
参考来源：
[1] 专访好利来创始人罗红：我不在意外界是否觉得我勤奋，界面新闻
[2] 回顾5年消费变迁，再一起望向未来，第一财经
[3] 中国蛋糕行业发展历程及投资战略规划建议报告，华经产业研究院
[4] 十亿消费者，好利来“分家”记，虎嗅
[5] 罗红，如何成为幸福的老板，2009年，21世纪商业评论
[6] 李国良，好利来的品牌之路，2005年，经济观点报
[7] 吴晓燕，好利来推“黑天鹅” 蛋糕新蓝海? ，2011年，成功营销
[8] 汪洋、张安鹏、卓荣城，浅谈好利来在沈阳的营销模式，2018年，商业文化
[9] 好利来大事件，百度&维基
[10] 王晓易，“网红蛋糕”诞生：好利来半熟芝士获网友追捧，2016年
[11] 刘博，创业27年，从蛋糕大王到团队散伙，好利来“分家”，2019年，36氪
[11] 好利来罗红的多面人生：蛋糕大王、好摄之徒、陷入冒险王死亡之谜，帅真财经
来源：半佛仙人（ID：banfoSB）
作者：多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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